依托“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超越“霸主”做“盟主”

时事新闻 · 发表于 2014-2-3 11:00

在中国农历马年春节到来之际，许多外国领导人纷纷给中国人民拜年，并祝愿两国关系在马年得到更大发展。回首2013年，是习近平外交开局之年。这一年，中国外交在变与不变的统一中前行，在坚持外交大政方针的前提下创造性地提出了不少新的外交理念和举措。这些新理念、新举措给中国外交带来新气象，同时折射出中国外交在2014年乃至未来更长时间内的走势。

一年多来习近平对中国的外交作了整体布局，其中率先突破周边成为最重要的特点。在中国成为全球大国的背景下，习近平上台以来率先致力于周边国家外交，本身就蕴含深意。无论是“立足周边博全球说”还是“抢先入驻世界的中心说”都难以掩盖一个事实，那就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形态将成为中国做全球大国的参考样本。

而另一个值得特别关注的重点即是，十八大报告首次提出“要倡导人类命运共同体意识”。一年多来，为中国外交把这一理念落实到了行动中，习近平在多个国际场合阐述了命运共同体的理念，命运共同体是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新定位。与美国以军事同盟作为维系全球霸权相比，习近平的命运共同体主张不单从字面上就比美国的考量深刻，还透出崛起的中国要做的不是对小国居高临下的霸主，而是众望所归的盟主。

习近平将周边外交上升为首要位置

中国官方媒体《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3日推出题为《中国周边外交步入新一轮活跃期》的“钟声”评论文章讨论周边外交，这是继2013年8月连发6篇文章论述中国外交后，再次以笔名“钟声”阐述周边外交。文章称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反映出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对周边外交的高度重视和巨大投入，并再次提及习近平指出的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这不单单体现出中国对周边外交的重视，还呼应了周边外交是中国外交的优先方向的定位。

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友好关系，是中国自建国以来的传统。建国以来的历次党代会报告都有所提及。在中共十五大报告中，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一度位列各国之首。而自十六大以来，十八大报告与十六大报告、十七大报告一样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列入了第二位。纵观2003年到2013年的中国政府工作报告，除了2012年因为周边国家领土争端增多中国将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放在了第一位，其余年份发展与周边国家的外交关系亦始终处于第二的位置。习近平上台以来无论是在政策宣示还是实际外交行动上都打破了这种临时性关注周边的传统，将其上升为外交的首要位置。

习近平上台后接连出访欧洲非洲拉美，对中国外交进行了整体布局，值得注意的是，习李围绕中国周边展开外交部署，并取得了新的突破。习近平2013年3月出访俄罗斯，李克强2013年5月份访问了印度，2013年7月国家副主席李源潮访问朝鲜，到了2013年9月习近平巡防中亚四国，10月习李双首脑外交访问东南亚。截至目前，除了中俄中国与中亚关系持续巩固外，朝核问题六方会谈急速推进，朝鲜在半年的时间内从撕毁停战协定到表态拥护六方会谈的转变;屡遭围攻的南海问题，也因为中国首次表态愿意就南海行为准则进行磋商峰回路转;中印因为帐篷对峙一度紧张的边界危机在两国总理50年来首次互访签订边防合作协议得到缓解。

2013年3月习近平当选为国家主席后，中国就公布首设亚洲事务特使，中国新任外长王毅履新后今年5月首先出访了泰国、印尼、文莱等周边国家。这些都也体现了习李对周边事务的重视。21世纪理事会北京会议2013年11月初举行，负责外交事务的中国国务委员杨洁篪发表了题为《站在历史新起点上的中国外交》的演讲，指出“我们始终把周边作为外交优先方向”，宣示了周边在中国外交中的首席地位。尤其2013年10月24日到24日中国召开周边外交工作会议，确定了今后5年至10年周边外交工作的战略目标、基本方针、总体布局，明确解决周边外交面临的重大问题的工作思路和实施方案。规格之高、部署之详细是大国外交和发展中国家外交无可比拟的。杨洁篪称习近平的重要讲话不仅对于中国周边外交，而且对中国全部外交工作都具有深远指导意义。

分析人士指出，随着世界权力中心从欧洲转向亚太，美俄等过都作出了重返亚洲决策。习李上台后将外交的优先方向转向周边是世界大势所趋。中国成为全球大国后需要向世界提供公共安全产品。中国周边及领土主权、地区安全危机都诸多矛盾。中国必须率先解决领土争端，在地区危机中拿出给力的方案，才能像美俄一样在中东危机等世界火药桶中超然应对。但凡地区冲突大都是领土、宗教等多种因素交织的产物，中国若理不清周边的矛盾，就证明中国还不具备驾驭中东危机的能力。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已经积累了丰厚的物质基础，选周边作为全球大国关系的探索试验最具有优势。

“命运共同体”PK同盟

既然中国罕见高度重视周边外交，那么习近平要与周边国家发展怎么样的双边关系?值得注意的是2013年10月的周边外交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指出要让命运共同体意识在周边国家落地生根。这并不是习近平第一次提出命运共同体。2012年12月5日习近平首秀外交在人民大会堂同在华工作的外国专家代表座谈。习近平说，“我们的事业是同世界各国合作共赢的事业。国际社会日益成为一个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

2013年3月的首轮出访中在莫斯科、达累斯萨拉姆、德班习近平都谈到了“命运共同体”。2013年3月23日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发表演讲时习近平指出世界越来越成为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命运共同体。23月25日近平在坦桑尼亚发表上任后的首份非洲政策演说强调中非“从来都是命运共同体”。2013年4月的在博鳌亚洲论坛2013年年会上的主旨演上，习近平强调应该牢固树立命运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李克强10月出访东盟时也曾在多个场合指出要建设更为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在论述对世界、亚太、周边以及发展中国家的认识时都提到过命运共同体意识，对于世界和亚太他发言的语气是呼吁，对于周边和发展中国家非洲，习近平的基调是肯定的必须的。这不仅表明习近平对于中美对立的趋势有着清醒的认知，命运共同体也是中国与美国竞逐世界领导者时主打的外交体系。

自建国以来军事同盟是美国的维持在全球存在的基石，美国以此构建了在全球的霸权。美国的霸权体系强调双重标准，只针对别人不针对自己，以盟友关系划分敌友。而习近平提出的命运共同体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实质性全方位绑定关系，是比军事同盟更密切的体系。中国的各方绑定发展、同生共存的理念，一方面暗示中国有能力领导亚太并有信心为亚太发展负责，另一方面也表明中国崛起所寻求的不是凌驾于国际社会之上独善其身的权力，要重构的是以西方价值和权力结构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谋求建立平等和相互尊重、多元多极的国际社会组织形态的新国际观。这与中国自古以来倡导的王道准则相匹配，强调以身作则，中国要率先实现自己提出的原则。

周边国家都属于儒家文化圈，长期的历史长河中是中国的番邦属国。中国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表面上是一种以小事大的不平等关系，实际上只是维系中国和周边各国友好关系的一种形式，并不具有统治和被统治的实质性内容。中国往往以一种“王者不治夷狄，来者不拒，去者不追”的不治主义态度对待，原则上并不干涉藩属国的内政。甚至为了显示自己作为“天朝上国”的富有与大度，中国常常“薄来厚往”对朝贡者给予大量的赏赐，以致于中国为了减轻接待的负担，不得不对各国来华朝贡的时间和规模作出种种限制和规定。彼时中国与周边国家是名符其实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全方位命运共同体，中国与其说是称霸一方的周边宗主，不如说是周边国家共推的盟主。

习近平在周边提出命运共同体的概念其实是要建立紧密度类似于古代的亲密关系。中国要获得的也绝对不是美国式的霸权而是类似于自古以来以文明向心力形成的盟主地位。

为命运共同体清障

在明确了命运共同体是超越同盟的一种关系形态后，不可否认命运共同体在深度和广度上首先应该是包含同盟关系的框架。而这就需要回答中国如何先甩开不结盟的禁区，与周边国家达到结盟的状态。

不结盟作为小国勒索大国，在大国之间左右逢源的一种自保和标榜，在美苏争霸时期应运而生，苏联解体后就陷入沉寂。目前中国赶超美国世界有可能再次进入两级状态，与之相适应，2012年8月在伊朗举行的第16届不结盟运动峰会空前火爆。说白了不结盟是小国的常态化国际准则。

中国不结盟战略的思想最早是由邓小平提出的。1982年8月21日，邓小平对来访的联合国秘书长佩雷斯·德奎利亚尔说：“我个人爱好打桥牌，但中国在政治上不爱好打牌。”第二天，时任外交部长的黄华在会见佩雷斯·德奎利亚尔时将邓小平讲话的意思进一步加以阐释：“中国不会依附于任何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不会打‘美国牌’去对付苏联，也不会打‘苏联牌’去对付美国，也绝不允许任何人玩‘中国牌’。”上个世纪80年代邓小平提出坚持不结盟政策是因为当时中国与苏联交恶，与美国关系刚刚解冻，安全状态受到严重的威胁。不结盟让中国超然于美苏争霸之外。

但当苏联解体后世界进去美国超级霸权，后又逐渐发展为中美G2的格局。适用于弱国小国策略的不结盟政策对于大国的中国来说已经过时。事实上中共十六大之后，中国的历次党代会报告已经将邓小平江泽民时代奉行不结盟政策的语句删除。不结盟运动组织也只是在1992年将中国列为不结盟运动组织观察员国而从未接纳中国加入不结盟运动组织。作为一个大国在历史上，上至战国下至清朝，结盟都是中国解决安全问题的惯用方法。

秦始皇统一六国时的合纵连横就是对于结盟政策的炉火纯青的运用。汉代虽然是中华文明的强盛时代，但是为了保持绝对的安全也实行了结盟的政策。汉武帝中期至汉元帝后期，汉朝派出和亲公主远嫁乌孙国，目的是寻求军事同盟，以对付匈奴。最著名的是汉武帝封细君为公主，下嫁乌孙国王昆莫。宋朝作为中国历史上的经济实力最强盛的黄金时期曾经与金国结盟灭了辽国，与蒙古结盟灭了金，最后蒙古与西夏结盟灭了宋建立元。明末中国形成了明朝、北元和后金形成三足鼎立而存的新局面。三方政治势力角逐的进程中，女真族领袖努尔哈赤与蒙古科尔沁部的政治性联姻结盟的成功，大大加强了后金国的势力。整个清代蒙古都是满洲贵族的执政联盟。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也曾立即拍板倒向苏联，与苏联签订了同盟条约。

面对经济地位与安全地位严重不符的困境，志在实现民族复兴梦想的习近平在突破不结盟禁区的道路上已经越走越远。习近平2013年3月首访俄罗斯，再次确认了中俄准同盟关系;2013年5月韩国总统朴槿惠访华前中韩开始首次军事亲密接触，朴槿惠访华时中国的超高规格待遇令日韩震惊。曾有消息人士向多维新闻透露韩国看准时机要与中国结盟的意图。继中国与俄罗斯、巴基斯坦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习李2013年10月以双首脑规格访问东盟时提议与东盟整体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众所周知，俄罗斯与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经常进行战略协作，巴基斯坦是中国人耳熟能详的“巴铁”。中国提议与东盟签订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的用意是要打造第三“盟友”，表明了中国将东盟作为类似于俄罗斯、巴基斯坦的深度战略伙伴的意愿。中国逐步推广这种类似于结盟的关系的条约，意味着中国在为与周边国家建立全方位地构建命运共同体积极铺路。此前2013年10月22日印度俄罗斯总理同时访华，也是中国在协调日程之后特意安排的大手笔动作，被认为表露出对于“新德里—莫斯科—北京”同盟的兴趣。

虽然中国没有明确在政策层面宣示放弃不结盟政策，但正像中国的国内改革常被比喻为摸着石头过河一样，中国的外交思维变革也在探索中推进。

依托“命运共同体” 习近平超越“霸主”做“盟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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