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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些2019年申请劳动仲裁的年轻人 现在怎么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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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华2019 发表于 2020-1-6 22:01 | 显示全部楼层 |阅读模式
劳动仲裁是一场持久战,任何一轮环节都需要耐心应对。





如果某一天上班,你被毫无征兆地裁掉,且被告知没有任何赔偿,你会怎么办?
2019年,互联网行业的不少年轻人都碰到了这种局面。很多人选择申请劳动仲裁,让这个曾经的法律专业词汇,变成了互联网公司年末常用词。
比起前辈,他们显然更愿意拿起法律武器。只是以一己之力对抗整个公司,让人不免担心,那些申请了劳动仲裁的年轻人,究竟怎么样了?
走进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的年轻人
2019年12月17日下午,北京市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门前狂风呼啸。
北京气象台于当天清晨发布了大风蓝色预警:4-6级的偏北风,建议减少出行。可劳动仲裁申请人们依旧早早到达,黑压压的长队从楼门排到院门,再从院门排到马路上。
中年农民工和年轻的互联网员工是队伍最主要的两个组成部分。相较于前者的焦虑无措,后者显得轻松又自信。他们热切地交流经历,分享带来的文件资料,好多人穿上了过膝羽绒服,以便在寒风中“战斗到底”。
穿灰色羽绒服的长发女生是组团来的,她排在队伍最前面,正忙着拨开吹到脸上的头发向刚到场的同事示意;穿黑色羽绒服的高个子男生是第二次来,称这回终于备全了领导没发提成的证据,紧握着文件夹的手冻得通红。
同样穿着黑色羽绒服的王锋也斗志昂扬。他脸上有几颗青春痘,正笑着介绍手中的三张申请单:“我来之前打电话咨询了,仲裁必须先填单,我昨晚在官网下载的,今天不用现填了。”
楼门在谈话间被保安打开,仲裁院正式办公的时间到了。
人群按顺序进入大厅。一部分队伍平移到导诉台前,一部分上楼出席庭审,还有一部分“哗”一下围到了不到10平方米的法律援助站,瞬间将三名女工作人员淹没。
值得注意的是,来援助站咨询的,有不少都是刚刚在门口自信满满的年轻人。他们去了又来,经常被工作人员问得哑口无言,表单填来改去,最后全靠工作人员念一句写一句完成。
早填好表的王锋一直在外面焦虑地转圈,脸上的笑容消失不见。在喝了一瓶饮料、抽了一支烟后,他终于进来咨询了。
因老板开不出工资主动辞职、要求对方赔偿拖欠的15000元……他陈述了自己的经历,被告知表单要重填,调解要两个月。
“老板不同意调解呢?”他怯怯地问。
“那就立案开庭,再加几个月。”
王锋急了。找工作怎么办?他还能回家过年吗?说是庭审有律师,请律师又要多少钱呢?就在他想先问清这些疑惑再申请的时候,门口传来了保安的声音——
“今天没号了啊!”





劳动仲裁有多难?
广东卓建律师事务所律师肖燕能明显感受到,仅就一线城市而言,2019年申请劳动仲裁的互联网公司员工,要远远多于往年。
究其原因,他认为主要是受经济形势影响。资本寒冬之下,互联网公司大都要缩减开支。“资本雄厚的大互联公司能和平裁员,但小的创业类互联网公司没有新的资金注入,就会资金链断裂、拖欠工资。”
据大数据平台国双此前发布的《国双2019劳动争议案件大数据分析报告》,北京地区的涉诉劳动者群体中,18-30岁年轻劳动者发生在互联网行业的劳动争议数量最多。
在深圳代理民商诉讼案件多年的肖燕也向中国慈善家证实,互联网公司的劳动申请人多为80后、90后。他们年轻,维权意强,一旦提起仲裁就不会轻易放弃,除非双方和解。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一定会成为获胜方。
小个子女生夏陆出生在1994年,在福建某市一家消费升级领域的互联网公司工作。2019年12月初,她在正常休假期间被领导无故移出工作群,因公司注册地在北京,特意飞来维权。
2019年12月17日到达朝阳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院时,她坚信除了身上的毛呢大衣不够抗风外,自己没什么准备不全的东西了。她向中国慈善家展示了一个厚厚的文件夹,公司在企查查网站的关系图谱、打印好的微信聊天记录等内容一应俱全。
除了劳动合同原件。
“老板不给我劳动合同,但我在签合同时偷偷照下来了。”她骄傲地拿出打印好的合同照片,只可惜,上面既没有公司公章,也没有老板签字。
在肖燕看来,如果员工有申请仲裁的打算,在职期间一定要拿到两类证据:一是证明劳动关系存在的材料,最好有劳动合同或社保清单,如果没有,就需要综合使用工牌、制服、证人证言、员工名册等材料进行证明;二是前十二个月平均工资的证明材料(银行流水),以证明解除责任在用人单位一方。
以上这些,夏陆的文件夹里基本都没有。她是管理层,不用打卡,工资也由老板单独发放。细究下来,除了被移出群聊外,她根本无法证明自己已被解除劳务关系。
她事无巨细地讲起在公司几年的坎坷经历,委屈地哭了。





拿到调解书之后
唐木曾以为,在劳动仲裁案中,拿到领导签字的调解书就意味着胜利。
他于2016年5月入职一家上海电竞领域的互联网公司。那是电竞行业刚刚大火的年代,公司率先试水电竞教育,很快拉到大笔投资。因此,即便公司从2019年2月后就没发过薪水,唐木和同事也以为是行业常见的资金周转问题,表示理解。
随着情况长期没有改善,偶尔还有被拖欠工资的包工头(公司有招投标项目)带着席子来堵门,唐木起了疑心。三年合同到期后,他离职并申请了劳动仲裁。2019年6月28日,浦东新区劳动人事仲裁委员会开具了调解书,要求被申请人分两笔付清拖欠的70810元。
可当时欣然接受调解的老板却在支付了2万元后再无动作。“他也不说不给,一问就是现在没钱,什么时候有钱也不知道。后来就不回了,公司也搬走了。”唐木告诉中国慈善家。
他决定继续维权。
2019年9月11日,唐木申请强制执行立案成功,法官表示需要他出具公司还在经营的证据。“反正就是说你有义务提供线索,给不到只能慢慢来。”
早已离职的唐木根本“弄不到财务往来数据”。事情拖延至今,除了他的老板被列为失信执行人限高,再无进一步结果。






劳动仲裁是一场持久战,任何一轮环节都需要耐心应对。“在一线城市,一裁终结的劳动争议案件是少数,多数案件用人单位不服是可以提起诉讼的。按照《民事诉讼法》第149条和第176条的规定,一审普通程序的审理期限是6个月,二审的审理期限是3个月。加上一些程序性事项的耗时,花上一年时间是很正常的。”肖燕说。
但申请人完全不必灰心。他强调,诉讼仲裁讨论证据并非指“是否有效”,而是关注“真实性、合法性和关联性”。如争议较多的微信聊天举证,申请人若不想花钱公证,只要能在提交记录截图同时将其保存在原始储存介质中(最好能当庭展示),就可使证据成立。
2019年12月24日,经李克强总理签批、国务院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做好稳就业工作的意见》登上微博热搜。《意见》明确规范了企业裁员行为,显示对拟进行经济性裁员的企业,指导其依法依规制定和实施职工安置方案。
《工人日报》近日报道的《北京市2019年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典型案例》指出,今年前三季度,北京市劳动人事争议仲裁机构受理劳动人事争议案件9.3万余件,同比增长37.4%,结案率达到90.2%,调解率达到50%。可见,“仲裁战线”有长有短,不是所有员工都要和领导对簿公堂。
受到阻碍的人还没有放弃。王锋选择了继续仲裁,夏陆留在北京重新整理证据。唐木还在找推进强制执行的方法,即便他发的长微博没有同事肯转。
“他们说还没到撕破脸的地步,怕可能他垮了,更拿不到钱。”他无奈地说,“我反正已经抱着拿不到钱的态度去了。我老板看到微博来找过我,还是那套说辞,只是他已经没有任何可信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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